《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钮文新
　　无论何时何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必定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这是常态。所以，政府必须干预市场预期，但这个干预是需要技巧的。比如，所谓底线思维，实际就是通过各色政策努力，改变经济走向，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而稍有好转，立即就会给市场带来“超预期感觉”，由此产生更广泛的积极影响。
　　这实际是“往坏处着想，往好处努力”的一般性社会心理管理的惯例，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很难见到“超预期”的时候。为什么？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面对公众进行政策解读，往往会把话说过了，给人感觉政策下去立竿见影，而忽视了政策生效所需要的过程；另一方面，一些在网络上大红大紫的专家学者喜欢哗众取宠，在回答媒体问题时少了责任意识，尤其会在无意间被媒体的问题带着跑。
　　举个例子，记者采访专家问：您能分析一下人民币贬值的原因吗？于是，专家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贬值原因。比如，中国名义利率水平低于发达国家，所以套利资金外流，势必给人民币贬值带来压力。这当然头头是道，但却没关注低利率强化中国经济的重要作用。这势必导致媒体出现的文章充满负面信息，而且好像人民币就该贬值，完全无视人民币有可能被低估的事实。我们的专家学者是否存在“汇率问题两面性”的自觉意识？能不能对记者给出更完整、更全面的答案？
　　如此经济舆论场，会不会把人民币汇率带向“单边贬值或单边升值”？会不会加大汇率预期的管理难度？我们为什么不能告诉市场，今天人民币贬值可能是低估，恰恰反映了美元高估的泡沫化？还有，货币政策部门的一些官员公开将人民币汇率波动简单与美元加息联系在一起，称美元停止加息将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然后又说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外部均衡。这合适吗？难道人民币定价如此被动？难道央行会在经济亟需货币宽松动力的时候，去通过加息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如果是那样，资本市场（股市债市）应当咋办？会不会出现剧烈波动？这样的波动将带给经济怎样的预期？
　　毫无疑问，经济舆论必须讲求艺术性，必须达成向“不确定”中注入“确定”的能力和效果，尤其是要懂得：一旦发生群体性认知错误，好端端的经济发展形势也会被冲击。比如让人民币贬值绑定股市下跌，其结果一定是股市走势被跨境资本左右，一定会从资本角度废掉不断调降利率的努力。
　　同样，宏观经济政策的“坚定性”，也是向“不确定”中注入“确定”的手段。但太多因素干扰宏观经济政策的坚定性，尤其是货币政策，长期被所谓杠杆过高问题困扰而不予市场坚定的方向，这显然是影响经济预期的重要因素。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周刊）